小日本占领钓鱼岛有什么企图 作为中国人你该了解钓鱼岛的历史

传世一条龙

　领土问题最能刺激国民的感情。自古以来，反动统治者往往捏造领土问题，煽动人民掀起虚假的爱国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妄图通过蛮横无理地坚持“尖阁列岛”的“主权”，把日本人民卷进军国主义的大游涡之中。　　1968年以后，在钓鱼群岛海底发现有大油田，而其近海又是鲣、文鳐鱼等鱼类丰富的渔场。因此，这一群岛不仅在经济上如此重要，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如果在这里建造军事基地，就等于把抢口架到了中国的鼻子底下。美军早在1955年10月和1956年4月，就分别在该群岛中的黄尾屿（日本称之为久场岛）、赤尾屿（日本称为久米赤岛或大正岛）岛上建造了轰炸射击演习场。　　今年（1972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决定在美帝国主义把这里“归还”给日本之时，即将它纳入防空识别圈内，并表示将在这些群岛中最大的钓鱼岛（日本称为鱼钓岛）上建立电波基地。钓鱼岛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367公顷，岛上饮用水丰富。这里既可做导弹基地，也可建潜艇基地。　　这些群岛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越大，日本统治阶级要将其攫为已有的野心和欲望也越强烈，利用岛屿主权问题把日本人民诱入虚假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险性也就越大。1970年9月，这些岛屿尚在美军管辖之下时，日本政府就曾派出海上自卫队，恫吓正在这一海域作业的中国台湾省的渔船队，干扰其捕鱼作业。　　今年（1972年）5月12日政府又做出决定，5月15日以后，若台湾省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进入这一海域，则以违反出入境管理令论处，强制其离境；再者，若他们登陆修造建筑物，则适用于刑法中的侵犯不动产罪，由海上保安部队和警察予以取缔（《每日新闻》l972年5月13日）。这样一来就制造了一个中国人“非法入境”的骗局，为把人民逼上反中国和虚假爱国主义的舞台做好了铺垫。　　正因为如此，充分表明有关这个岛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理，对争取亚洲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来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我从冲绳旅行归来，便立即投入列对这一群岛的历史调查之中。在年底，根据16世纪以来的中国文献，弄清了这里并非原本就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并基本上可以确认，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时掠夺来的。　　尚不清楚的问题还较多，特别是在日本占有的过程上有些重要问题还未搞清。然而，我那时已经决定于1972年1月初去西德旅行，这个决定已无法改变了，所以，我暂且将了解到的东西归纳了一下，写出一篇《钓鱼群岛（尖阁列岛等）的历史与归属问题》的论文，请人刊登在历史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历史学研究》1972年2月号（1月下旬发行）上。为了面向普通读者，又将《历史学研究》上的论文改写了一下，形成了题为《钓鱼群岛（尖阁群岛等）是中国的领土》的文章，刊登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2月号上。　　那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原本对中国的历史就不很精通，况且又从未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进行过研究，在冲绳友人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各位朋友的帮助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的这篇论文，一定会有许多缺陷。在我未查阅到的历史资料中，历史学家们熟知的文献一定还有很多。然而，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为了正确解决钓鱼群岛的归属，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问题在国民中煽动虚假爱国主义，完成实际侵略外国领土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一旦完成，第二阶段以后就容易了），作为历史学者，要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论文虽然不很精辟，但只要认为事实如此就马上写出来，这一点很重要。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这篇拙作也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一场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钓鱼群岛问题的讨论。　　出于这种考虑，今年（1972年）1月初，我将论文送交给《历史学研究》编辑部后就到西欧旅行去了。3个月过后，于3月底回国。这期间，这篇论文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给予认真评论、刊正、补遗的论文一篇也没有，更没有人站出来全面否定这篇论文。　　总之，这篇论文彻底被人们忽视，不理不睬了。　　论文本身的结局暂不去管它。中国主张钓鱼群岛不是无主地，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现在仍是中国的领土。对于中国的这一主张，日本没有根据历史进行科学、具体地反驳，而是武断地加以否定，造成日本占有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外国领土、煽动虚假爱国主义的开端。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命运的大事。　　琉球政府和日本政府全然无视中国的主张，不仅如此，在我短暂旅行期间，自称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服务端也完全站在佐藤军国主义政府一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竭力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煽动军国主义和虚假爱国主义上充当急先锋。社会党虽致力于恢复日中邦交和日中友好，但也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这点上与政府和反华的日共完全一致。以《朝日新闻》为首的大小商业报刊如出一辙，大肆宣传与政府相同的主张。真可谓是奇妙的、令人生畏的“国论一致”。　　与这个“国论”针锋相对，公开呼吁人民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钓鱼岛，并为之斗争的政治党派，目前只有一个新左翼组织。去年秋，还有一个新左翼组织进行过同样的斗争，但在其指挥部发生变动后，就对钓鱼群岛问题弃之不理了。其他的所谓新左翼各派都对钓鱼群岛问题毫不关心。就连日中友好的各个团体也只是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一些“研究会”文章，轻描淡写地批评日方的主张没有根据，或刊登几篇个人署名文章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直到1972年6月初，他们中还没有一个团体，以团体的名义正式决定反对日本政府掠夺中国领土钓鱼群岛，并开展反对运动的。在冲绳，我去那里旅行时，当地的劳动组织等所有的民主团体就已发起了“开发尖阁列岛”的热潮。　　事情真让人痛心。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拿出更多的勇气和热情，打开斗争的局面。我又重新开始研究钓鱼群岛的历史。这次主要倾注于了解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以后，是在什么形势下，采用什么手段占有钓鱼群岛的。有幸的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重要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当然还有不足，譬如，为了问题的圆满，一些必看的地图还没有找到。有人提到英国海军1880年前后的水路志中明确记载了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但我未能亲眼目睹，多少有些挂念。　　我对上次的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和谬误，只要一经发现就做了补遗和修改，所以，为了跟上急剧发展的形势，我只好暂告一段落，匆忙将这本书稿交付印刷。　　这篇论文式论著有两个主要课题。　　第一是证实钓鱼群岛并非无主之地而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对于此点在上篇论文中，叙述的方法有些不成熟，但我自信基本阐明了观点。这次我又增添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史料，理顺了叙述，比上篇论文更清楚地说明“这里是中国领土”的论点。这一部分有许多与上篇论文重复的地方，这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是揭露了日本占有钓鱼群岛的经过和事实。这一点在上篇论文中论述得极不充分。这次根据当时的政府公文，更详细地说明了钓鱼群岛是日本乘甲午战争胜利之机掠夺来的。并且，我在此还必须对上篇论文中的谬误进行订正。　　也就是说，上篇论文中将掠夺钓鱼群岛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联系起来，这是正确的，但进一步把它与《日清媾和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直接联系在一起，说日本在掠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中也包括钓鱼群岛，这样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公然强取豪夺的。钓鱼群岛则没有任何条约依据．而是日本乘甲午战争胜利，掩过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耳目窃取的。并且，这个强夺与窃取不仅在时间上有联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本论文的第二个课题就是论证这一点。　　恳请广大读者对论文中的错误予以斧正，对不足之处予以增补。　　第二章　日本政府等故意无视历史事实　　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琉球民政府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这是在钓鱼群岛主权斗争中，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该决定在谈到这里为日本领土的根据时说：“尖阁列岛原本就属于八重山石垣市宇登野城的行政区域。战前，该市的古贺商店在岛上经营伐木业和渔业。对该岛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再也没有能表示日本占有的根据了。　　在立法院决议的影响下，琉球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进而在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琉球政府在第二个声明中系统地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该声明首先讲到，根据1953年12月25日发布的琉球列岛美国政府布告第27号，尖阁列岛被包括在美国政府及琉球政府的管辖区域内。随后又列举了一些史料：　　1、这些岛屿是在14世纪后半叶，因中国人而知其存在的。　　中国皇帝承认了琉球国王的王位，为赐予王冠及官服而向琉球派遣了使节——册封使。册封使往来于中国的福州和琉球的那霸之间，在当时的记录中，如《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等，写有这些岛屿的名称。另外在琉球人编写的《指南广义》的附图和《琉球国中山世鉴》中也能看到。　　然而，“14世纪以来，无论是琉球方面还是中国方面，所有言及尖阁列岛问题的文献中，都没有表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的。　　这些文献不过是将其作为航线上的目标，只是在航海日志、航海图，或吟诵旅途风情的汉诗中权且使用了尖阁列岛的岛屿名称。在本土的文献中有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书中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所谓的尖阁列岛中的岛屿——井上注）当做中国领土。但据林子平本人讲，《三国通览图说》所依据的原著是《中山传信录》，他是将传信录中的琉球三十六岛图与航海图合二为一，编辑成了《三国通览图说》的。当时把琉球三十六岛的地图上没有记载为琉球领土的钓鱼台、黄尾屿等，机械地作为中国领土用色彩区分开了。然而从传信录的航海图中，看不到表示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任何证据。” 　　总而言之，这个列岛“在1895年（明治28年）之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换句话说，它是国际法上所说的无主地”。　　2、“1879年（明治12年）日本在冲绳施行了县政。在1881 年（明治14年）发行、1883年（明治16年）修订的、由内务省地理局编纂的《大日本府县分割图》中，尖阁列岛（尖阁群岛之误——井上注）未被注上岛屿名称。”到那时这里还是无人岛。　　1884年（明治17年），古贺辰四郎开始在这里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和海产品。“为了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冲绳县知事于1885年（明治18年）9月22日首次上书内务卿，要求建立国标，同时申请派出‘出云九’号船进行实地勘查。” 　　3、“1893年（明治26年）11月，冲绳县知事以同样的理由，再次上书内务及外务大臣，请求该县的管辖方法和修建标桩事宜。　　为此，1894年（明治27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就向内阁会议提案一事与外务大臣磋商，外务大臣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因此，“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内阁会议作出决定，依照冲绳县知事的请求修建标桩”。　　4、“基于内阁会议的这个决定，1896年4月1日，以在冲绳县施行敕令第13号为契机，开始筹划在国内法上编入该列岛的措施。　　接着，琉球政府发表声明，就上述“国内法上的编入措施”进行了说明。与其说是说明，莫如说是狡辩更恰当。这个声明的全文乍一看好像是在叙说原来的史实，但文中对重要问题含糊其辞，甚至有歪曲历史的地方，并且故意掩盖事实真相。下面将对此进行一一批驳。　　今年（1972年）以来，相继出现了“日本政府外务省的统一见解”（3月8日）、“《朝日新闻》社论”（3月20日）、“日本社会党的统一见解案”（3月25日）、“日本服务端的见解”（3月30日）等等许多政党、报刊关于尖阁列岛为日本领土的论点，但它们都没能提出比上述琉球政府声明更详细的或更新的“论据”。而且，这些评论都是将主张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的基础放在了1895年日本政府内阁决定占有之前这里是无主地这点上。　　事实上若不这样做，如果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就无法牵强附会地套用“无主地先占为主”的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准则”了。然而，他们对于这一主张，提不出任何史料的科学证明。　　外务省说，“1885年（明治18年）以后，政府多次对尖阁列岛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这里不仅是无人岛，而且没有接受清政府统治的遗迹。在慎重地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经1895年的内阁会议决定“正式编入我国的领土”。1885年冲绳县令出于这里也许是中国领土的考虑，在直接将其做为日本领土的问题上踌躇不前。对此，内务卿山县有朋欲强行立即占有，他主张这个列岛即便是《中山传信录》中记载的岛屿，也不过是清国船只“校正航行方向而已，此外未见清国所留任何遗迹”。（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外务省所说的“没有接受清政府统治的遗迹”就是这件事的翻版而已。　　服务端的见解如下：“关于尖阁列岛的记录，自古以来在包括冲绳的日本文献和中国文献中均有所见。但日方和中方都没有确定这个没有任何一国的国民居住过的无人岛——尖阁列岛是属于自己的。”“中国方面的文献上也没有记载有关中国人历史上就居住在尖阁列岛上的记录。明朝、清朝都没有在国际上表明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虽有过尖阁列岛‘包含在明朝海上防卫区域内’的说法，但这与主权不是一回事。” 　　《朝日新闻》社论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早在14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知道了尖阁列岛的存在。作为船舶航线上的目标，在琉球和中国的古书上都有记载。但是在这些文献中，找不到明确证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的启示，也没有历史事实能证明没有争取领土归属的余地。” 　　日共和《朝日新闻》如此这般自信地断定明、清两代的中国王朝没有在国际上明确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但是，此时他们不是科学地、具体地调查历史事实，而是完全站在佐藤军国主义政府一边，把现代帝国主义的“无主地”概念毫无科学根据地强加在封建中国的领土问题上，企图抹杀掉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都无法在短短的声明中，对历史一一论证，但他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如利用机关刊物、小册子等进行证明，难道这不是在处理如此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政府及各政党应尽的责任吗?然而，他们根本不想这样做。政府及这些政党中有许多御用学者，可这些人中除国土馆大学的国际法助教奥原敏雄外，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公开对历史进行说明。　　第三章　从所周知，钓鱼岛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共的见解和《朝日新闻》的社论说：关于“尖阁列岛”的记录“自古以来”在日本和中国的文献上就“有所见”，但都没有明确表示那些岛屿是中国领土。似乎他们充分调查了古代文献，但实际上他们一份也没看，只是在那里信口雌黄。不用说，在1867年以前，中国、日本都不会出现关于“尖阁列岛”的岛屿记录，并且关于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古时”（指1867年以前）记录，在日本也只有一份，那就是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版）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如琉球政府声明所说，它是根据中国册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编成的，所以其价值不仅不低，而且极高。这一点在后面还要做详细叙述。　　在琉球人的文献中，钓鱼群岛的名称也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琉球王国执政官向象贤于1650年所著的《琉球国中山世鉴》①卷五中；另一次是在琉球出生的大儒学家、地理学家程顺则于1708年所著《指南广义》的“针路条记”一章及附图中。在《琉球国中山世鉴》里，自中国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摘录了由中国福州至那霸的航行记事，其中出现了“钓鱼屿”的名称，而并非向象贤本人所书。　　另外，程顺则的书是第一部向清朝皇帝和清政府介绍福州至琉球的往返航线、琉球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等的书。写有钓鱼岛情况的“福州往琉球”的航线记事，依据了中国的航海书及中国册封使的记录。当时，程是以清朝皇帝陪臣的身份（皇帝之臣为中山王，程是中山王之臣，所以他是清朝皇帝的臣下之臣，故称陪臣）写的这本书。因此，这本书虽说是琉球人所著，但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国书。　　总之，甚至可以说，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份脱离了中国文献而独自言及钓鱼群岛的历史文献，这不是偶然的。对琉球人来说，这些岛屿不过是散落在从中国福州到那霸来的航线上，此外没有任何关系。因风向和流向的影响，从福建、台湾去钓鱼群岛是顺风、顺流，而从琉球去则是逆风、逆流。以当时的航海技术，除极为例外的特殊情况外，一般是不会从琉球去这些岛屿的。所以，琉球人有关这个列岛的知识，只有先通过中国人才能多少有些了解。他们没有能独自记述有关这些岛屿情况的条件，同时也没那个必要。　　与琉球及日本方面正相反，中国方面有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文献资料。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这个列岛十分关心，这是因为琉球册封使回国时要经过列岛附近。另外，15、16世纪的明朝政府为了防备倭寇对中国沿海的袭击，必须对东海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